文｜AI财经社 冒诗阳

编辑｜孙明

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、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，正成为隐患。

1月6日晚，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，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。

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。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，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。2020年12月28日，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（男，54岁，吉林省人），经过警方讯问，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。而此时，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，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。

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。2019年12月22日，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，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。除了命案外，仅2020年，就有美团外卖骑手“直播骚扰女顾客”，“未点餐被强送外卖”等消息见诸报道。

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。在骑手招募中，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，不如说是在拉人、揽工。

美团外卖骑手应聘，被拒比入职难

根据美团官方披露，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.7万人，比2018年增长了23.3%。在所有骑手中，男性骑手占比为93.3%；20-40岁骑手占比83.7%。

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，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，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，但故事的另一面，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，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，让“骑手”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，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。

“全职兼职都可以做。”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，“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、身体健康、年龄18到57岁，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。”

AI财经社了解到，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“众包”两种，所谓众包即是兼职。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。收入上，以北京为例，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，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.5元每单结算，工资月结，优势是相对稳定；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，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，好处是收入高，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，日结工资。管理上，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，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、随时结束。

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，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、监管都十分简陋。

“有身份证、健康证，再准备一张银行卡，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。”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，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，但内容只是“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”，此外“你同意工作，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，就能上岗。”

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。“没有任何考察，不用面试。”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，下载一个名为“美团众包”的APP，在后台上传身份证、健康证，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，“一直缺人，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，我还能得到奖金。”

AI财经社了解到，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，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，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，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。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，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。

然而，由于骑手短缺，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“卖方市场”，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，比起筛人，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，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“揽人”。

“没做过也没事，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。”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，“干好了（工资）一万左右没问题。”

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，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“走后门”。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，被系统“拉黑”的众包骑手、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，都可以来找他，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，“只要你肯吃苦，我带你赚钱。”

业务能力施压

对从业人员身份、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，然而，外卖职业的特征，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，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，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，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，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。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，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，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。

2020年3月，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。视频中，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，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，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，随后改口蒙混过关，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，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。

2020年5月，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，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。据警方调查通报，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、住址等隐私信息，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，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。

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，这背后，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，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。

以北京地区为例，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，北京有26个站点，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，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，“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”，骑手数量众多，且人员流动性大，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，“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，调配我们跑业务，别的都不管。”

实际上，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，“唯业绩论”的高压考核方式，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，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，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。

“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、投诉和差评。”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，出现这些问题，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，“每天要跑五六十单，多的时候七八十单。”

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，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，为保证时间，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。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，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，投诉罚款50元，投诉情况严重的，则可能罚款500元。

严苛的制度下，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、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，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，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。

“劳务外包＋众包兼职”支撑起400万骑手

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，是平台、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。

“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，没有其他保障了。”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，但对于保险“保”了什么，他并不清楚，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，实际也形同虚设，“不了解”也“不会打”。

“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。”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，即便是全职骑手，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，都不缴纳五险一金。

“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。”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，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，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，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，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。

这种劳务外包＋众包兼职的模式，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，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。

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，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，同比增长30.1%，单均盈利0.23元；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.4元，与去年同期持平。

单均盈利仅有0.23元的情况下，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，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。与之相反，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，根据财报，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，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.44亿元增长至206.93亿元，快速的增长下，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.45%，成为美团的“基本盘”。

相比之下，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.30%和23.25%。

在外卖这项生意中，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，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，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。然而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、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“基本盘”，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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